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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九百年后:我們如何讀《資治通鑒》


    http://www.kg577.com   2019-05-24 15:44:00  來源:新華日報  
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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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  《資治通鑒》是北宋司馬光歷時19年編撰的編年體史書,自900多年前成書后一直備受贊譽,曾國藩就曾說過:“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,莫善于司馬溫公《資治通鑒》”。5月9日,第十屆南圖閱讀節嘉惠論壇邀請清華大學張國剛、南京師范大學趙生群、南京大學徐小躍三位教授以“知興替,明得失”為主題,共同解讀這部傳世經典。

        讀經明是非,讀史懂操作

        “中國人說狹‘路相逢勇者勝’,又說‘退一步海闊天空’;說‘宜將剩勇追窮寇’,又說‘得饒人處且饒人’,說‘近水樓臺先得月’,又說‘兔子不吃窩邊草’,這些都是道理,都對,不懂道理是糊涂蟲,只講道理那就變成書呆子了,你得知道什么時候宜‘追窮寇’,什么時候該‘且饒人’,”張國剛教授說,“對中國人來說,讀經能明是非,讀史才懂操作。”

        他在主題發言中說,讀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等經書是為了修身,但是道理是灰色的,但生活之樹常青,我們懂了道理還要具體地應用,這才有可能過好這一生。《資治通鑒》是一個貫穿從戰國到五代1300多年歷史的大數據庫,可以讓我們學習在什么情況下應用什么道理。關于這一點,《資治通鑒》里講了一個發生在南京的故事,孫權讓呂蒙多讀書,呂蒙以軍務繁忙為由推托。孫權說,我難道要讓你研究儒家經典當傳授經學的官員嗎?只是讓你粗略地閱讀,了解歷史罷了。后來呂蒙開始學習,并留下了“士別三日,當刮目相看”這個成語,不光是呂蒙,我們會發現張良、韓信、諸葛亮、司馬懿等等在歷史上建立功業的人物,并不都是學富五車的人,所以說經書給我們一個方向,但是史書則為我們還原了一個個具體的時空情境。

        那么,我們今天該如何讀《資治通鑒》?張教授從這部典籍中抽出一個線索: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像是中華文化的一股股涓涓細流,商鞅及其后的秦國政治家擇法家作為解決方案,使秦國統一六國,但因為施行暴政秦朝僅存在15年就滅亡了,漢初劉邦實行寬松的經濟政策,帶來經濟大發展,但也帶來了貧富分化和道德滑坡的問題,因此漢武帝打擊豪強,獨尊儒術,試圖解決意識形態問題,然而儒家太入世,對生命之后的世界缺乏想像,那么兩晉南北朝時期儒道釋三家合流,如果沿著司馬光拎出的這條脈絡向下,那么我們會發現之后出現了宋明理學,再往后西學東漸,民國時梁啟超、王國維等人都是以西學方法治中國學問,而到了今天,中國文化融合現代西方文明。因此,讀史要要注意歷史的細節,更要把握總體與全局,看清大脈絡把握大方向,司馬光就是抱著大歷史觀的理念去編撰《資治通鑒》的。

        “德主刑輔”觀對今天有什么啟示

        “《資治通鑒》這個書名是宋神宗取的,司馬光原本取名為《通志》,宋神宗取‘鑒于往事,有資于治道’之意,改名為《資治通鑒》,”趙生群教授在演講時表示,“兩種書名都有‘通’字,這既是總覽形勢、胸羅全局的大歷史觀,也有共通、共同的意思,既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,把握歷史發展的方向和趨勢。”

        他認為,《資治通鑒》試圖找出國家治亂、天下興亡、政治成敗得失的規律,因此司馬光試圖把握天下大勢,歷敘戰國秦漢魏晉隋唐五代的歷史興替,是登高望遠式的通史研究,而他貫穿全書的“德主刑輔”理念,就有穿越時空的規律性價值,不僅被歷代王朝的重視,對今天仍然有啟示意義。

        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有大段的評論,表達“教化,國家之急務也……風俗,天下之大事也”“禮者禁于將然之前,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”的理念。趙教授說,在中國古代政治中,道德是治理國家的基石,禮則將道德規范化,使之具體可操作。在德、禮、法三者關系中,德是靈魂,禮重在預防,法偏于懲治,禮法都是教化的方法。

        今天的中國,在治國理政時強調法治和德治并重,強調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,道德是內心的法律”這樣的說法,古人對“內心的法律”加以外化,于是產生了“禮”。禮在規范人們日常 行為的同時,也引導社會向上提升,禮與法的區別在于:禮告訴人們應該如何去做,法則懲治那些違禮的、違背社會道德的行為;禮告訴人們應該如此,法警示人們不得那樣,法是對社會成員的最低要求,越過了這條紅線,法律就要介入,強制性地予以糾正。

        在德與法的關系中,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,認為法治的最高境界,不是監獄里人滿為患,而是相反:囹圄空虛,刑措不用。德治,是治本;法治是治標,是救急;懲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,只是根據時勢需要,有時強調以德化民,有時強調亂世重典。雖然古代法治與我們今天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語,然而我們是從歷史中走到今天,主刑輔的觀念對今天仍有借鑒意義。

        《資治通鑒》記事為何始自這一年

        “歷史上有很多時間點很重要,但卻不為人所熟知,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公元前403年)就是這樣一個年份,”南京大學徐小躍教授在演講時與聽眾分享這樣一個細節,“周威烈王不是東周第一位君主,公元前403年也不是他即位的第一年,那么司馬光為什么把這一年作為《資治通鑒》記事開始的時間?”

        答案就是,那一年周天子承認魏、趙、韓三家為諸侯。早在50年前,晉國的大夫韓、趙、魏三家聯合消滅了智氏家族,瓜分了晉國,而周天子在50年后承認了這一事實,政治規范就被破壞了,司馬光對這件事寫了長達1200多字的評論,意在批評這一僭越行為。

        徐教授接著敘述了智氏滅亡的故事,論述了中國傳統價值觀。當時晉國有智、韓、趙、魏四卿掌握大權,其中智氏實力最大。“智氏‘掌門人’智瑤武藝高強,多才多藝,為人強毅果敢,但他最大的弱點是不仁,”徐教授說,“中國人以仁義禮智信孝悌忠廉恥為做人的道德,其中仁德是第一位的,而不仁就為智氏滅亡埋下了伏筆。”

        智瑤主持晉國國政時,要求另外三家各交出一座城池,趙氏不肯,于是智伯聯合韓、魏兩家攻趙。趙氏的“掌門人”趙襄子當時有三個戰略要地可選:長子、邯鄲和晉陽。趙襄子認為,長子城高池深是因為勞役重,邯鄲糧草豐足是因為賦稅重,只有晉陽輕徭薄賦得民心,因此他選擇去晉陽。這個選擇就是中國人常說的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,民心比城池和糧草更重要。

        果然,智瑤率聯軍圍困晉陽,并放水灌城兩年,老百姓的灶間青蛙游來游去,但晉陽城仍不投降。這是趙襄子派人找到韓、魏兩家說:“我完了,下面就輪到你們了。”這下說中了兩家的心事,于是三家突然聯合襲擊智氏,智伯被殺,智氏200余口全部被殺。從三對一的優勢變為一對三的劣勢,這就是智瑤不仁、失德、不得人心的結果。徐教授說:“中國文化特別強調對人心、人性的把握,而我們今天則要特別關注文明發展的方向,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宣稱,如果人類要 21世紀生存下去,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,去吸取孔子的智慧。中華文明具有寬容、自由、獨立的特質,循此路徑我們希望能夠達到‘美美與共,天下大同’的理想境界。”

        原文鏈接:http://xh.xhby.net/mp3/pad/c/201905/10/c629972.html



    記者:王宏偉

    責編:李宏巧

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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